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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国传统民间剪纸

……正因为这些剪纸出自老百姓的手,所以它比其它的艺术品,都显得纯朴可爱,就像是一曲一曲的民谣,很生动地写出了人民的感情、趣味和希望。’,知识分子认为剪纸可爱纯朴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出自“老百姓之手”,而实际上更主要来自知识分子自身思想的变化:“在民族危亡之秋,我到了延安。我们这些革命青年犹如在无边黑暗的王国之中突然看到了光明,一切都是那样坚实、淳朴,一切是那样朝气蓬勃、充满希望,一切是那样热烈、充满力度,这是我们青年画家们在民族历史转折的关头,在东方巨人挣脱压迫走向自由时的一种普遍的真实感受。怎样表现这具体、抽象的、普遍的、巨大的民族感情?……我们把触角伸向了民间,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向广大人民学习,努力钻研创造民族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木刻艺术。西北高原的民间剪纸(一种民间艺术),粗犷、明快、古朴、雄健、率真、富浪漫精神,保留着汉代遗风,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它的形式、内涵、力度、趣味,与我们的心灵合拍、共振。”


在这里,向民间寻找发现的结果是找寻到了“粗犷、明快、古朴、雄健、率真、富浪漫精神”之代表的剪纸。剪纸成为可以被操纵的文化符号,来应对民族国家的危难。剪纸被“发现”并附加以特定历史文化内涵,按照布尔迪厄“审美目光的生产”、匆来看,剪纸被对象化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知识分子自身思想的变化,即当他们想要表现这种变化时,才“发现”剪纸。知识分子对剪纸的“发现”及其意义建构本身也是挟裹在自“五四”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民族一国家”想象的基础上。吕微认为,“通过发掘蕴藏在民间的文学传统,一个想象中的文化公共体就被虚构出来,以至于这个现代共同体在历史上是否以种族和国家的形态存在过并不是最重要的,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实质问题。现代国家赖以奠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确是一个重新发掘、转换某种文化传统的建构结果。”以剪纸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是民众普通日常生活的组成部份,“民间”被置换为建构民族国家可利用的材料,民间文化被想象为民族一国家文化共同体一部分。


这种置换逻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继续发挥作用。剪纸文化从民间被“正确地”转化为国家承认的艺术门类,剪纸也被改造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如“民间剪纸被誉为艺术,只不过是近40来年的事,由于历史的阶级偏见,它被埋没了千余年之久。……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老一辈开拓民艺的先行者们,深入到陕北偏僻的山村进行发掘和征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对民间剪纸的发掘工作便广布到全国各地,民间剪纸也进入了非民间的艺术欣赏领域,跨入了国家的艺术殿堂。”从1976年之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四次专题性剪纸展览,1983一84年由新疆、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山西、云南八省、市美协分会联合举办的“剪纸展览”曾先后在乌鲁木齐、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太原、昆明等地展出,共展出民间剪纸和新剪纸320件、近600幅作品。这种各省市联合举办剪纸展览会,一方面是民族一国家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也是在国家文化共同体内部进一步确立剪纸作为一种艺术种类的地位。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作为一个民族一国家文化想象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剪纸为代表的民俗文化被建构为国家艺术的一部分。剪纸从生活日用的背景、产生者群体中被剥离出来当作民间文化的象征物。剪纸本身是日用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它的评价和审视已经超越日常生活范围。当剪纸被从日常生活中抽取出来,作为文本加以展示时,民众就失去了对其解释的权利,主要由知识分子来完成对民间的发现和及其意义阐释,其中有关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是重要内容。如,张士闪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精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经过自己的思想运作和具体实践,完成了对于民族国家上述需求的配合。”即社会结构和环境在文人和艺术家的思想中被“具体化”的结果。“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翻身了,被蔑视的劳动人民的艺术也翻身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剪纸所具有的民族文化、母亲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民族一国家象征权力的投射,在这个被逐渐神圣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国家机构以及集体中的成员都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剪纸作为研究对象被“发现”,从它被发现的途径和方式就影响了对它的意义的解释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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